日本《日經亞洲評論》12月文章，原題：亞洲必須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討論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正如上個月在英國人工智能（AI）安全峰會上所展示的那樣，目前關于使用AI的潛在風險令人擔憂，尤其是對全球南方60億人口而言。作為已經受到AI影響的人群，他們的日常困境被很大程度地忽視了。

　　亞洲是大部分受AI影響人群的居住地，也是全球AI價值鏈的關鍵參與者，應該在關于AI風險的討論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雖然OpenAI的創始人薩姆·奧特曼等人因創造先進的AI模型和產品而受到媒體稱贊，但亞洲有大量員工夜以繼日地工作，以支持這些系統的順利運行。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往往薪酬過低，極易受到AI造成的社會經濟變化的影響。

　　亞洲是AI關鍵電子元件（包括半導體和傳感器）的主要供應商，還為AI硬件生產提供鎵和鍺等關鍵原材料。印度和東南亞為AI算法和內容審核的培訓提供了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在中國，從送貨司機到平面設計師，超過2億的零工族依靠AI平臺維持生計。同時，他們的工作數據被輸入AI系統，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

　　盡管AI有望將人們從重復和艱巨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但這項技術也在創造新的低價值工作，而這些工作大多分布在發展中國家。與上一輪全球化浪潮中低技能制造業工作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類似，正在上演的AI革命正在導致就業分配不均，并有可能加劇全球不平等。

　　中國在過去40年里逐步提高了工業能力，但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效仿中國在AI時代的進步正變得越來越困難。AI發展的快速性和不可預測性由全球北方的幾家大公司主導，這使得較小的欠發達國家沒有明確的道路或足夠的時間來建設基礎設施和勞動力，以獲取更高價值的業務，更不用說具備開發先進AI系統所需的大量計算能力和投資條件了。因此，他們被困在全球AI價值鏈的底部。

　　發展中國家工人正在努力應對AI帶來的重大社會經濟變化，不過雇主或地方政府往往很少提供支持。許多人發現自己處于更不穩定的境地，收入僅夠維持生計。印度、越南、孟加拉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速度加快。大規模失業的風險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給國家福利制度帶來負擔。

　　這種風險正在蔓延，甚至威脅到中等技能的工作，如行政、會計和設計等初級職位。這些職位通常是發展中國家低收入家庭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重要方式。例如，一個年輕的裝配工人可以通過一些短期培訓，獲得一份薪水略高的辦公室工作，并繼續晉升。然而，隨著AI接管了更多中等技能的角色，在職業階梯上的躍升可能變得遙不可及。

　　研究人員還強調，隨著AI進入工作場所，工作不穩定性和工作量將增加，低技能工人尤其容易受到AI的影響。隨著AI以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不斷迭代以實現效率最大化，算法管理系統下的工作量有加劇的趨勢。所有這些影響現在都在發生，如果不加以解決，情況只會更糟。

　　雖然亞洲各國政府和企業正在探索如何抓住人工智能帶來的經濟機遇，但他們對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經濟巨變背后的風險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這些風險可能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下一屆人工智能安全峰會將在2024年由韓國主辦，這將為亞洲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加入全球對話、擴大人工智能風險討論范圍的良機。在這個關鍵時刻，隨著全球AI治理框架的形成，亞洲國家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以確保其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保障。

　　為了應對共同的挑戰，亞洲各方也需要在本國就AI風險和機遇展開對話。來自更廣泛的社會階層的聲音，特別是受AI影響最大的群體和邊緣化群體的聲音，應該被納入。應該制定全面的國家戰略，以政策指導國內企業參與全球AI價值鏈的水平和速度。最終，只有當應用AI的速度與人們及其社會適應能力相契合時，AI才能增強人們的能力，推動經濟增長。